作为电影艺术表达形式中重要的一支，纪录片创作依旧在我们的视野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即便技术的更迭使电影在题材与视觉呈现上都经历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其依旧保有诞生时最原初的冲动——通过“真实”的影像记录，观众与摄影机一同获得了短暂的“在场”，仿佛能够切实身处于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的变化当中。这篇随录是对上半年纪录片影展的一些观察，试图从几个微小的侧面入手，感受当下世界范围内纪录片创作的共性与趋势，窥探生活的参差，希冀从“真实”中获取直面未来的力量。
一、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关照
在今年「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影展」（𝐂𝐏𝐇:𝐃𝐎𝐗）和「瑞士真实影展」（𝐕𝐢𝐬𝐢𝐨𝐧𝐬 𝐝𝐮 𝐑é𝐞𝐥）的选片当中，可以看到大量对特定区域、特殊环境之中人类生存状态和境遇的细致描绘，这种创作思路构成了当下纪录片制作的一个重点方向，与卢米埃尔兄弟开创电影时的功用相似——作为真实“在场”的替代品，纪录电影依旧承担着记录生活的任务，也依旧在为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提供帮助。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大量的纪录片不断涌现。《马里乌波尔的二十天》(20 Days in Mariupol) 以真实的战地影像带领观众感受这种反人类行径的暴力与残酷，《我们不会消逝》(We Will Not Fade Away) 与《在寂静中醒来》(Waking Up in Silence) 都聚焦战争大环境对普通的青少年群体带来的影响，当理想与现实的龃龉突然成为前景要素，个体价值的实现则被更为宏大的国家意志所取代。
《奥兰多：我的政治传记》(Orlando, My Political Biography) 是一部优秀的论文电影，导演在写信给作者的同时，通过将书中的部分情节戏剧化，把伍尔夫笔下奥兰多的故事与当下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人士有关身份认同的自白联系起来，是一次关乎性别与身份、游离于虚实之间的探索。
《午夜出走》(The Last Year of Darkness) 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蹦迪”片，而更像是对于一个逝去黄金时代的致敬，闯入者与亲历者的视角，互相提供了进入成都酷儿社区的多种可能。环境音乐不仅仅作为后景的陪衬，它融入建筑、街道、空气等元素中，与角色的肢体动作相互交融，共同创造出一种影像的流动。穿越镜头的眼睛，进入画面的血脉，身体的律动与空间的节奏相叠加，从而完整地描绘出人物行动的魅力……
这些纪录电影不仅胜在题材，还应是其态度、是所摄人物身上的光环，给予艺术与正在苦难中饱受煎熬之人以微弱的联结，并同时提醒我们，电影永远不应只是一场“银色的梦”、一次欲望的宣泄或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仅采用最朴素的技巧，不去干预拍摄对象而仅作冷静的旁观，这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镜头中那些广博且鲜为人知的世界正通过真实之眼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二、“虚构”作为“真实”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的纪录片创作，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趋势，即使用纪录片常规的纪实方法与故事片的虚构特质相结合（𝐃𝐨𝐜𝐮-𝐅𝐢𝐜𝐭𝐢𝐨𝐧），这种手法通常会混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呈现出一种时真时假、亦真亦假的特点。
中国艺术家阿烂的《这个女人》(This Woman) 堪称今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女性电影之一，电影以虚构的形式演绎真实，对于 𝐃𝐨𝐜𝐮-𝐅𝐢𝐜𝐭𝐢𝐨𝐧 这一创作模式的灵活运用，时刻要脱离常规的纪录片类型范畴。当人物直面镜头开始陈述时，对白的张力似乎能够直达欲望或困境本身，而不再局限于母女关系、两性关系及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就华语电影而言，不论是在性别议题还是表现形式的发掘上，都是一次灵动而有趣的探索。
其实在近年国内外的影展体系中，不断有套用这一创作方式的影片入围并斩获大奖。获得第71届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影片《一部警察电影》(A Cop Movie) 同样存在这样的创作特质。电影第一部分就已经呈现出彻底的解构姿态：以经过排演的伪纪录方式预先讲述大众（以演员自身为例）对于警察这一职业的普遍认知；第二部分通过其他来源的素材拼贴和演员自叙传式的读解方式带领观众一同打破并重塑观念中的“警察”身份。入选 2022 年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燃烧的干灌木》(Dry Ground Burning)，同样以舞台式编排与呈现方式，为观众提供类似“剧情片”的观感。
无独有偶，国内的创作者们也开始使用这种方法，通过这一独特的表达形式刷新受众的观影期待。2019年上映的《吉祥如意》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在影片的《吉祥》部分，大鹏以纪录片的思维开启创作的前期构思，却使用演员代替真实存在的现实人物，以便营造出一种“讲故事”般的传奇化叙事效果，并有意识地对于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发出了挑战。而在下半篇《如意》中，原本拍摄的素材被重新剪辑，加入了后续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的反应、影片放映后引发的反馈等内容，因此影片实现了“纪录片—剧情片—𝐃𝐨𝐜𝐮-𝐅𝐢𝐜𝐭𝐢𝐨𝐧”的转变，他也藉此完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解构。除此之外，更有意识的创作指向在《宇宙探索编辑部》《灵与岛》等影片中也有所体现。
在观众接受的意义上，𝐃𝐨𝐜𝐮-𝐅𝐢𝐜𝐭𝐢𝐨𝐧 这一创作趋势正是通过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将纪录片所建构起的框架模式慢慢消解，通过“虚构”成分的介入，打破电影中的第四面墙，摒弃粗糙的直接拍摄而重新定义电影的“真实性”问题，进而以元电影的结构引发对媒介特质和电影机制的反思。今年戛纳电影节金眼睛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奥勒法的女儿们》与《所有谎言之母》亦是如此。
三、纪录电影的现实力量
从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颁给《所有的美丽与血泪》(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开始，世界范围内对纪录片的关注似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年初第52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同样将金虎奖颁给了《博科圣地的幽灵》(Le spectre de Boko Haram)，而《坚毅之旅》(Sur l’Adamant) 的获奖似乎也并不是终点。
随着虚构创作对现实的关照开始呈现出疲态，真实且不加修饰的力量似乎来得更为炽热，诸多创作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当下的困境，捕捉艺术与暴力、压迫、生存之间的罅隙。在上半年 𝐓𝐢𝐃𝐅、𝐂𝐏𝐇:𝐃𝐎𝐗、𝐕𝐢𝐬𝐢𝐨𝐧𝐬 𝐝𝐮 𝐑é𝐞𝐥、𝐒𝐡𝐞𝐟𝐟𝐢𝐞𝐥𝐝 𝐃𝐨𝐜𝐅𝐞𝐬𝐭 等几个重要的纪录片影展上，以伊朗女性的生存困境、为实现平等自由而进行的不屈斗争为内容题材的纪录影像就呈现出井喷式的创作高峰，《德黑兰七冬》(Seven Winters in Tehran)、《大马士革天空下》(Under the Sky of Damascus)、《我最大的敌人》(My Worst Enemy) 等各有侧重，但又殊途同归。 [注：𝐓𝐢𝐃𝐅，塞萨洛尼基国际纪录片影展；𝐒𝐡𝐞𝐟𝐟𝐢𝐞𝐥𝐝 𝐃𝐨𝐜𝐅𝐞𝐬𝐭，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影展。]
《革命之间》(Between Revolutions) 是基于披露的秘密警察文件改编的 𝐃𝐨𝐜𝐮-𝐅𝐢𝐜𝐭𝐢𝐨𝐧，采用了和《遗失的童真》(Innocence) 与《无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 相似的口述信件形式，但其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深入探索了革命内部间隙中的复杂性：改革派与保守派、要求平权的女性与推崇头巾的男性、极权制度下社会经济的盛衰起伏……因而“革命”这个词不再只单纯指代斗争、激情和鲜血，它或许更多地成为社会与个人变革的节点，一代人理想的消散普遍存在于 1979 年霍梅尼革命至苏东剧变的十年间，对现状的失落与对往昔的怀恋无法填充巨大的虚无感。她们倾诉、通信，无声或有意地诉说着隐秘的情感，却囿于那些曾经全力奔赴的未来。
代表爱沙尼亚冲击 2024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桑拿房的女性私语》(Smoke Sauna Sisterhood) 采用了更为私密的形式叙说女性的生存困境。摄像机进入社群内部静静聆听她们的讲述，那些关涉创伤回忆与切身痛苦的细语漂浮在雾气氤氲的桑拿房中，一切激进的“政治正确”口号似乎都失效了。导演通过诉诸超越现实理念的神秘主义论调，提供了性别叙事的新路径，这种非政论性的、非激进化的表达，有时候更具震慑人心的力量。
四、后疫情时代的创作
转向：内转与自省
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创作是一种新的开始。它们必将是在被新冠疫情冲毁了的人文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的电影创作，也是在文明的碎片中整合自身重新出发的艺术表达。后疫情时代的电影，不一定与新冠疫情有直接关系，但它必然是在基本理念、价值立场、思想情感等一系列精神要素之上，做出切实反思之后而重新建构的体系。
考察上半年电影节体系中的纪录片创作路径与电影节的选片思路能够发现，越来越多导演们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一种内向化的转向趋势，并且在自我隔离与社交间距中频繁复归自身的省察。
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João Pedro Rodrigues）的纪录片新作《此街在何处？或是无来处亦无去处》(Where is this Street? or With No Before and After) 揭示了疫情下现代文明残酷本质的真相，在这部影片中，摄影机仿佛置身于末日般的世界，价值观变得空洞，社交也变成了一种伪装。影片以一种更加视觉化的、感官的甚至是悬念的方式传递这种感受：问题被无限拖延，没有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相反，更深远的人类问题逐渐中止，甚至被隐晦地消解。生存的困境在寂静又暗流涌动的都市情境中展开，观众被迫直面时间的停滞，又如灵魂出窍般在空间中漫游，一切似乎都只是这幅后人类景观中稍纵即逝的存在。
《三个承诺》(Three Promises) 放弃了对时代背景与残酷战争的过度刻画，而是从导演的个人记忆和家庭私影像入手，从极小的事件中窥见更为广阔的集体记忆。三个承诺是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是劫后余生般的庆幸，也是对家庭或家族记忆的回溯与追寻。
要检验电影是否真实书写了时代或超越了时代，是否讲述了现实的预言，将现实中的新冠疫情与瘟疫题材的电影创作加以对照，不失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检验视角。后疫情时代的纪录片创作不仅要推进各个层面上的审美探索，更要实现以人为目的或以生命为目的等多重意识的互动和觉醒，而内转与自省无疑将是一次艰难的转型。■
– 𝐅𝐈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