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看纪录片，也很早就开始关注几大纪录片节，而且每年都会去找入围的片子来看。我之前也没想过自己的片子能在法国真实影展亮相并和大家交流，我感到很幸运，但也会问自己：我的短片 “够格” 吗？

参加法国真实影展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跟做梦一样：从收到竞赛邀请，到在巴黎的电影院、大学里放映，和形形色色的观众交流，以及在颁奖典礼的那晚接过来自评审团的获奖证书的时刻，这一切到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 “真实” 。

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最让我感动的时刻是看到官网上发布的竞赛单元选片人 Jérôme Momcilovic 为我的短片写的推荐语，当我的创作、心血和思考能通过影像与声音传递，被另一个人、另一群人所接收，并能用另外一种语言如此精准地描绘出来，以超越性的方式抵达他人的内心，对我是一种无法言语、无与伦比的感动，是穿越时空的共振。

当时在巴黎的时候 DMZ 纪录片影展的选片人就发邮件找我要观看链接，但我了解到 DMZ 从 2022 年之后开始就取消了国际短片竞赛单元，一时的开心之后就放平心态了。8 月份的时候，突然收到 DMZ 的非竞赛单元的展映邀请，DMZ 特殊的举办位置，以及先锋多样且国际视野的选片风格一直吸引着我，这次能带着自己的电影去，而且可以去电影院看到如此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纪录片也是感到非常意外、惊喜和振奋。

在温州，在我所生长的那个地区，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一儿二女（最小的是儿子）的家庭构成是很常见的。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可能就是你说的某种 “普遍性”，它是时代和地域下集体的产物，也是计划生育的政策和 “重男轻女” 的观念所导致，并且延续和发酵产生的。如果从比较近的视角去观察，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影响在我这一代之前的长辈、亲戚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我觉得她们也是从被迫接受到习以为常，从而不断循环。

不太一样的是，到了我这一代人身上，以我的两位姐姐为例，她们对于这些思想是厌恶和反感的，无论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婚姻选择还是生育态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们在尝试去打破这种 “普遍性”，这种 “反叛” 时而激烈，时而柔性。随着成长，我觉得我的很多想法也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她们的影响，我也开始不断反思，慢慢地学会理解、共情和尊重。

“粉色的茧房” 既指产房和子宫，也代表着我母亲和外婆她们这一代被困在传统思想的茧房中。其实关于粉色性别化的讨论也在各个领域被讨论过的：“粉色就应该代表女性吗？” “男性就不能使用粉色吗？” 等等，在我看来颜色本身不承载固定价值，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核。除去我身处产房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粉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我的双眼看到的画面，投射到我脑海中的 “她们” 在相互陪伴支持的过程中，散发着、弥漫着温暖、治愈甚至是神圣的粉色光辉。在她们的时空里，生理上的我无法靠近，我只希望我能用更多理解、包容和时间，去尝试慢慢抵达她们所处的境遇。

我大学本科是学图片摄影的，在 2018 年一门以家庭相册为主题的课程中，我制作了一本关于寻找二姐童年的手工家庭相册《缺席》（ABSENCE），可以说对于家庭影像的创作也是源于此，我的短片中也有出现那本相册，也是想借由这本相册，打开尘封的回忆，走进我二姐的成长回忆中，让她诉说她视角中的那些情绪。也借此次拍摄时隔四年把相册送给了我的二姐。

我特别喜欢雷磊导演的作品！从苏文的《北京银矿》到他和苏文合作的《照片回收》就开始关注他了，他对于档案素材的运用也时常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档案素材在家庭纪录的影像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时间的痕迹，对于纪录片承载时间厚度的呈现是很重要的一环。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 “重男轻女” 这个词的时候，我是无意识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清晰感受的。也是随着自己的成长，才逐渐意识到我实际上是 “重男轻女” 这种思维的受益者。当我去拍摄家庭成员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这种意识对三代不同女性的影响。

其实真正的拍摄是从 2022 年开始的，采访拍摄她们的时候，作为倾听者的我，慢慢地了解到很多她们视角下隐秘的回忆和看法，她们会不自觉地诉说着心底话，摄影机在那样的情境下成了她们宣泄情感的一个出口，也在一点一点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

当然，拍摄自己家人确实会面临很多的伦理问题，这也是纪录片创作者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将镜头对向自己的亲人时。如果想要知道以前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否要通过采访引导她们回忆一些痛苦的事情，这实际上也会带来伤害。当时在拍摄前和采访前我也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因为我也是她们过去经历的一部分、参与者，我也时常陷入这对她们所造成的影响的漩涡中。

之前剪辑的好几个版本，我都会给我的女性朋友们看，我会特别在意注重我是否会对她们以及女性造成或重、或轻，或者是我不自知的伤害。

当她们情绪低落、崩溃的时候，我是否需要选择介入、干涉。还有就是我手中有摄影机，我是否就有拍摄她们的正当性，或者是否有权利去不停拍摄她们。以及她们是否因为我是她们的儿子、弟弟这些男性身份，所以她们 “本能地” 觉得必须 “忍受” 我的采访和拍摄⋯⋯其实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不会消失，也是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需要去不断自省和深究的。

法国的观众关注点会更多地在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改善或者说有没有越来越好，会更从社会集体角度层面切入。当然现场也有很多中国观众来看和提问，我觉得他们的提问会更偏向对于当下的男女关系和女性境遇，以及男性导演拍摄女性题材的角度展开。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放映结束后拉住我说很喜欢我的短片，她还带着自己的一群学生来看，但是她们太害羞了，哈哈哈。有几个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也特意再来看我的映后场，也再次表达了对我短片的喜欢。

在韩国放映的时候，因为地理位置的接近，很多的现象也很相似，现场也有中国的观众来看。有第一次听到 “土法” 生男孩的惊奇，有聊到中国不止有重女轻男的地区，也有保持母系社会特征的摩梭族。

印象深刻的是一名韩国女性观众，同时她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对二姐的境遇十分感同身受，她和我分享了她的故事，她说自己是一名 “堕胎幸存者”，她有两个姐姐，她的家人一直想生一个男孩子，她是因为医生的失误才出生的⋯⋯童年开始受到重男轻女思想所带来的巨大阴影，从自卑、愤怒到和解，以及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中去疗愈自己。我想引用一下她的原话：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也非常地触动，也把她的这段话分享给了我的姐姐。

中国人是非常家庭本位的，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生命意义的载体，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独燕成春》的拍摄要早于我的这部短片，主要围绕我的母亲以及她在内的四代女性。在学习电影之前，原生家庭对我自身也有很深的影响，对待很多事情我原来是持有消极和抗拒的态度，随着慢慢接触电影，看了很多导演的纪录片，我也开始鼓起勇气拿起摄像机去开始我的家庭影像创作，以这种方式去慢慢地直面伤口。

我也一直保持这样的思考：纪录片能改变什么吗？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到他人吗？在短片完成后，也就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距离素材拍摄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年。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过去未来的阵痛》分别放给片中的主人公们（我的家人们）看，我得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反应和回馈，但是是正向的、感动的、发人深思的，她们看完开始讨论、开始反思、开始更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还有一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本能反应让我十分动容⋯⋯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环节对我以及对这部短片的完成也形成某种正向程度的闭环，也是对我上面提到问题的一种亲身实践的回应，也推动着我继续走下去。

很难说哪些特定的导演影响了我的风格，因为我也还在不断摸索的路上，之后也想不断尝试新的东西。我刚接触纪录片的时候，很喜欢原一男导演，他的所有作品我都看过，包括他最长的那部《水俣曼陀罗》，还有 WB、香特尔·阿克曼、尼古拉·菲利伯特、潘礼德的作品。也有很多非常喜欢的电影：《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2024)、《没有她们们的星球》(My Stolen Planet, 2024)、《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 2024)、《达荷美》(Dahomey, 2024)、《幽灵肖像》(Pictures of Ghosts, 2023)、《奥兰多：我的政治传记》(Orlando, My Political Biography, 2023)、《桑拿房的女性私语》(Smoke Sauna Sisterhood, 2023) 等等。这些导演和电影给了我很多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