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Das Lehrerzimmer, 2023）中，女教师 Carla 在课堂上发动学生呐喊宣泄内心郁懑。在《告知信》（Gelbe Briefe, 2026）的开篇，女演员 Derya 张大嘴巴，在被红色帷幕包裹着的舞台中央，歇斯底里地向观众席无声怒吼。
你似乎总能在欧凯·查塔克（İlker Çatak）的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位土耳其裔德国导演一直尝试在作品中探讨人与某种集体之间的冲突与挣扎。而在告别了大获成功的前作《教师休息室》里依托学校构建的微观社会后，查塔克将目光转向更宏大的现实。
刚刚获得第 76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告知信》通过聚焦一对从事戏剧创作的夫妻受政治迫害后的遭遇，探讨了艺术人格与社会、政治生活无法兼顾之殇。在 “家庭即社会，社会亦家庭” 的双线叙事中，查塔克将德国城市装扮成伊斯坦布尔与安塔拉，试图在如今极速右转的欧洲政治漩涡里思考可能的答案。
虽然由于导演时间安排的问题，MovieMonthly 很遗憾没能获得与欧凯·查塔克单独访谈的机会，但幸运的是我们参与到了导演的一次时长 25 分钟的圆桌访谈中，期间几个媒体都提出了珍贵而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也都获得了查塔克坦诚而言之有物的回答，在此非常感谢他以及记者同仁们一起创造的友好而专业的氛围。
访谈结束后 MovieMonthly 的记者们在离访谈地点不远的 Mendelssohn-Bartholdy 公园地铁站又撞见了查塔克，他戴着蓝色的针织帽，将下巴埋进冲锋衣领口，这样的穿着确实在二月飘雪的柏林会有些煎熬。认出我们后他笑了笑，点了点头，匆匆消失在了下一个路口。他给人一种清醒笃定又有些理想主义的感觉，想起《告知信》的结尾，男主角 Aziz 躺在剧组的房车里，头顶窗户外的天空很蓝没有什么云朵，我抬起头看了看彼时的天空，可惜已经黑了很久了。
以下为与查塔克导演的圆桌会议访谈实录 (涉及剧透)：
Q1：影片中的戏剧段落在叙事中非常关键。您如何理解戏剧在整部电影中的意义？在创作与写作过程中，您又是如何推进和确认它们的呢？
查塔克：我认为戏剧片段的重要性不亚于影片中任何其他元素。由于我不是写戏剧出身的人，所以我去请教了几位戏剧从业者，并请他们从舞台呈现的角度评估这些设计，例如 “这些写法是否适合搬上舞台” 或者 “是否适合作为戏剧来演” 类似的问题。基于他们的反馈，我也相应地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与确认。
当然在选角过程中，我也亲自走访并观看了多家剧院的演出。顺带一提，我的主演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我发掘的。总体而言，这些戏剧段落其实和写任何一场戏是一样的。创作者需要明确这场戏要表达什么、它在叙事中意味着什么，然后据此完成写作与呈现。
追问：您去看的这些剧院是在土耳其吗？
查塔克：是的，我去土耳其主要是为了进行选角工作，顺便也就看了几场戏。
追问：在土耳其上演的戏剧大致属于这一类型吗？
查塔克：类型非常多样。伊斯坦布尔的戏剧生态十分活跃，剧院数量超过两百家。我既观看了大型制作，也观看了小型制作，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可能因为戏剧是少数仍以 “现场、实时、由真实的人完成” 的方式发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我认为，戏剧具有某种进步性，我们正在重新认识并再次发现它。因为我相信观众对真实体验的需求正在回归，而对算法逻辑与数字空间主导的观看方式也逐渐感到疲惫。
Q2：在角色 Aziz 的塑造上，是否存在某位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是您直接的灵感来源？
查塔克：有，且不止一位。现实中发生了大量解雇和清退事件，我们与许多人进行了交流，包括曾被迫流亡的人、仍在当地生活的人、一些家长，也包括电影行业从业者。比如土耳其导演埃敏·阿尔柏（Emin Alper），他本人也曾因此遭遇困境。
追问：Aziz 的表演气质看起来也与他有几分相似。
查塔克：确实。不过这个角色并非依据某一个单一原型塑造，而是综合了许多人的经验与特质。
Q3：影片开头是 Aziz 导演的新戏，他妻子 Derya 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无声的呐喊震耳欲聋。在影片后半段两人在出租车内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可以视为一种有声的呐喊。在您的前作《教师休息室》中女教师指引学生们一起大喊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呐喊” 这一行为似乎是您最喜欢用的表达行为之一。可以聊聊您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是怎么处理角色情绪的吗？
查塔克：谢谢你的问题。我通常会让演员持续承受压力来更好地释放情绪。当他们处在高压下时，人物更真实的一面往往会自然显露出来。在剧本推进与拍摄过程中，我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剧本。当压力层层累积，角色的阴暗面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在我看来，没有人是圣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阴暗面。即使他们看起来积极正向，一旦产生冲突、局势变得紧张，那些被压抑的一面也可能会浮现。而在这些时刻，我们总是更接近人性本身。
Q4：这部电影似乎较上部电影更复杂，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有利于故事的呈现？
查塔克：确实，上一部作品在形式上已经非常极简了，很难想象还能如何进一步做减法。它非常精炼。相较之下，《告知信》需要更具史诗感的尺度，它需要两小时的片长，也需要更大的叙事展开。
对观众来说，观看这部电影也是一种挑战。它并不轻松，尤其是对不懂土耳其语的观众来说，需要一边阅读字幕一边观影。但我希望这种尝试是值得的。两小时结束，观众也许会感到疲惫，但同时会觉得自己收获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观影体验。
此外，这部电影探讨的议题非常多。它探讨了艺术的完整性，探讨了正义，探讨了为人父母的处境，以及戏剧、艺术等等。它不可能像上一部那样极简，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Q5：让我们谈谈影片中 “为人父母” 这一主题。人们常说希望在下一代。但有一场戏里，父亲对女儿说 “戏剧可以拯救世界”，女儿却当面笑了出来。相较于父亲的信念，她呈现出更明显的怀疑，甚至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气质。您认为希望仍然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吗？还是说他们，或者我们，已经走到一种难以摆脱的愤世嫉俗之中？
查塔克：我认为希望仍然在下一代身上。但我们留给下一代的世界，除了希望，还能有什么别的呢？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几乎被破坏殆尽的环境。我们也留给他们沉重的债务负担，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如今，我们甚至又要求他们再次走上战场。
如果我现在是个年轻人，我大概会起诉我们所有人，那些更年长的一代。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你必须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公平的世界，一个没有被耗尽、也没有破败不堪的世界。同样，国家债务也应当受到法律约束，不能无止境地举债、再举债、再举债，尤其是为了军备，然后转过头说 “这些现在是你们的债务了”。如果我现在还是个年轻人，我会起诉所有这些政客。所幸的是，我没有孩子。（笑）
Q6：能否请您谈谈影片中的宗教元素？它如何与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主题相互嵌合？尤其是在哥哥这一角色身上，宗教在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查塔克：在写这个剧本之前，我读过一本书，书名是 The Turkishness Contract，作者是 Barış Ünlü ①。那是一本非常出色的著作，书中讨论了人们为了在社会中顺利生活、与环境 “相处得来”，往往必须持续进行某些表演，也就是对外展示某种姿态与身份认同。作者以土耳其为例，对这些社会性表演追根溯源。但我也认为，在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不得不完成类似的表演，扮演不同的角色。
① 于尼吕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类似于 “白人契约”（White Contract）的概念。他认为在土耳其存在一种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只要一个人认同 “土耳其性”（Turkishness），并对国家的某些历史、敏感问题（如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问题等）保持沉默或站在官方立场，他就能在社会、法律和经济中获得某种 “通行证” 或特权。而那些拒绝签署这一 “契约” 的人，则会被排斥在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之外。
首先，你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爱国者。你需要热爱你的国家，也需要认同你的宗教。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以 “God bless America” 结束演讲，这背后当然有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信教，而是因为这本身也是一种公共姿态、一种表演。
甚至从我们和演员这一群体开始打交道以来，我们就在思考，如果把他们从舞台上抽离，让他们不再在剧场里演出，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必须扮演哪些角色、完成哪些 “表演”？在土耳其，如果你不是穆斯林，而这个国家又由一个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执政，那么融入社会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事情无法办成，你也无法在公共生活中担任某些职位。我们试图通过哥哥这一角色把这种表演性压力具像化。
Q7：这部电影是否也在与其他艺术家展开对话，讨论 “艺术是什么、应当是什么”，以及创作中的妥协如何发生？换句话说，影片是否也在反思艺术家这一身份本身？
查塔克：我希望如此。我希望观众能够从非常多、非常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人物，并围绕这些角度展开讨论。你当然可以说 Derya 之所以接受电视台的工作，是为了养家，是出于对女儿的考虑。但与此同时，她也是一名演员，她也需要掌声。掌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他们渴望被看见，而 “被看见” 几乎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因此，我希望影片既讨论在现实压力与各种妥协面前，我们作为艺术家如何仍然守住创作的原则与尊严，去完成那些自己真正想做、也能够坦然为之自豪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影片能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得不作出抉择的人，尽可能让观众理解他们为何走到这一步，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轻易裁断。我不想对她（Derya）作出评判。
Q8：我刚刚还和埃敏·阿尔柏聊到这个。我们最近经常交流，他说自己有一条明确底线——绝不为国家体系、亲政府的频道工作，也不会与之合作。看起来至少在当下，仍然有人可以在遵循自己原则的同时继续在土耳其工作与创作。
查塔克：当然可以。这不只是土耳其的问题。假如现在亚马逊要找我拍电影，我也不会接。因为亚马逊的创始人刚刚对《华盛顿邮报》进行了大规模裁员。你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必须看清你将与哪些公司合作，但这从来都不容易。
查塔克：我记得埃敏也没有孩子，对吧？
记者：对，他养的狗现在三岁了。（笑）
查塔克：真正有了孩子之后，上学、生活、未来规划等都会带来更现实的压力，人的处境也会越来越艰难。所以有人选择为这些公司工作，或在国营剧院、国营电视台任职，他们有自己的原因，我不想去评判他们。
我知道在舆论场，尤其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选择往往会被迅速置于道德框架下评判。人们也常常期待所有艺术家都必须始终坚守原则、保持创作完整性。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非黑即白。人在某些时刻确实会作出妥协，甚至可以说会 “出卖自己”。你今天可以说：“我不会为你亚马逊去做这种愚蠢的项目。” 但第二天对方带着下一部《007》来找你，你就会重新考虑，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同侪压力同样存在，仿佛你必须保持一种近乎圣人的纯粹，必须立场绝对、态度决绝。我理解这种期待，但我不想以道德优越感自居，更不认同将个人的道德尺度强加于他人，那反而更糟。
追问：在德国您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比如有些合作机会摆在面前，但您必须综合考量种种因素来判断自己是否愿意与这些人合作？
查塔克：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些演员的立场或行为可以说颇具争议，你难免要权衡是否与其合作。也会遇到一些编剧，我们可能共同写出了很出色的作品，但你仍会迟疑，材料本身固然不错，可我是否愿意与对方同框、共享同一项目的署名与声誉？
当然，更大的变量来自公司层面。大型平台与资方正在成为行业巨头，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什么能拍、什么会被做出来。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很容易被打动。他们会说，“来吧，这里有一部剧。你刚拍完自己出色的首作，现在是时候让全世界看到它了。”
但与此同时，摆在你面前的可能只是一页空白，你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出足够扎实、站得住脚、有分量的内容，也不确定它将来是否会被拍成、是否能获得融资。你不得不权衡取舍，而我已经处在这种位置上太多次了。
我曾接到天空电视台的剧集邀约。制片方当时对我说：“你将带着这部剧跨越五大洲执导，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与此同时，我也在写《教师休息室》，一部体量很小、风格更克制的电影。最终我选择了《教师休息室》。后来，他们宣布退出德国剧情类原创内容的制作，相关项目也随之夭折。我的一些同行已经把那部剧拍完，但至今未能顺利上线，被迫搁置，几乎无处可见。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现实。因此，我对这些资本驱动的平台始终保持高度审慎与警惕。我认为，我们需要捍卫艺术创作的完整性，保护独立电影的生存空间。我也希望观众在某个时刻会说：我们需要独立电影，因为在当下我们常常感觉自己被简化为算法运算的产物。
Q9：说到独立电影，本届柏林电影节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关于 “电影的力量” 的讨论。在当下语境中，您认为电影，尤其是独立电影，真正的力量体现在哪里？
查塔克：我希望电影，尤其是独立电影，能够成为对抗当下许多事物 “浅薄化” 的一种力量。现在外部世界盛行着某种 “平庸至上” 的倾向，太多力量正试图转移我们对真正重要的时代主题的关注。而独立电影依然是一个艺术家可以发出独特声音、表达真知灼见的空间。但要想真正成为这种文化和独立电影的一部分，你必须 “说出点什么”。我看到太多剧集、电影和所谓的影视作品，它们并没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正因如此，我认为独立电影也是质疑这个时代那些令人沮丧、却必须面对的问题的载体。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有太多问题需要反躬自问。而独立电影恰恰提供了一个进入这些问题、与之对话的场所。
Q10：回到叙事处理上，男女主在一场张力很大的争吵戏后，直接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影片并未展现其间的和解与过渡。您为何做出这样的叙事选择？
查塔克：这里确实做了叙事留白。影片中有一段时间并没有被讲述，叙事发生了时间上的断层。两人激烈争吵后再次同框时，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三到四个月。因此，观众看不到的那段间隙里发生了什么？影片没有直接展示。它在某个点断开，随后在更靠后的时间点重新开始。在那段未呈现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与重新调整。之所以不拍具体的和解片段，是因为我们更希望呈现 “结果” 与 “后果”，而非把过程完整演出来。
Q11：您是否看过一部加拿大电影《Universal Language》（《共同的语言》）？那部影片故事设定在加拿大，但使用的是波斯语。请问是什么促使您在德国的语境里拍一部以土耳其语为主要语言的电影？
查塔克：我还没看过那部电影。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一直想拍一部土耳其语电影，而且我想用德国的钱来拍（笑）。德国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裔群体，我认为他们同样缴税、同样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也理应拥有一部以土耳其语表达、面向他们的电影。
Q12：您之前提到《Marriage Story》（《婚姻故事》）对您有启发。能否再具体谈谈它影响了您哪些方面？
查塔克：是的，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它拍得很好。片中的伴侣虽然相爱，但同时又会在冲突中变得异常尖锐。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那场在空荡公寓里的争吵。两人几乎直指对方的要害，言语锋利而激烈。我当时就在想，这种亲密与伤害并置、把情绪推到极限的关系呈现，是我也希望在电影中触及的。当然，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婚姻故事》中将关系推向崩裂的，更多是双方的自我与自尊较劲的后果，而非政治分歧。我觉得如果把这种亲密关系的冲突放进更具体的政治语境与制度压力之下，可能会呈现出更复杂的层次。
追问：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两部电影确实有相通之处，比如夫妻二人的职业。
查塔克：对，他们同样是作家与演员。你看，说到底，一切都是在既有基础上重新编排。创作不可避免地包含借鉴与转化，我们从既有作品中汲取养分，并尝试把它做出新的质地。所谓 “原创”，很多时候不过是对已有元素的重新组合，几乎没有什么是从未被做过的。
Q13：片中人物一方面遭遇政府与学校体系的压制，另一方面又承受来自房东与银行等经济层面的压力。这些多方面的压力是一种合谋，还是一种雪球效应？
查塔克：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许多威权国家的经济处境往往与高通胀并存。至少在土耳其，通货膨胀几乎是一个既定现实。关于 “房东” 的部分，我们也做过专门的调研。当房东认定你属于恐怖分子那一类人，或者被暗示你可能是恐怖分子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具体、非常现实。我们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故事，有人会站在窗边观察外面的人在谈什么，却又无法确定那些人是不是线人、是不是眼线。这些细节都有现实依据。基于此，我们索性直接取材于现实，在真实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