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舒淇：让《女孩》说完 “过去的那一段”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 “当导演” 的想法的？当时有什么契机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导演，一点都没有。最初，这个想法是侯孝贤导演提起的。那天我们喝完咖啡，正要道别时，他突然问我要不要自己拍一部电影。我愣了一下，便顺口回了他一句 “好”，但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拍摄《刺客聂隐娘》期间，他三番五次来问我剧本的进度，我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开始面对 “要不要拍一部自己的电影” 这个问题，并着手尝试写剧本。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方向，于是向他请教，他建议我可以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与环境开始下笔。就这样，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构思、摸索、写作，直到 2023 年，终于完成了《女孩》的剧本，便决定要将它拍成电影。

我以为这是您一直以来职业规划里的一部分。

完全不是。如果当初没有答应侯导，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当导演。当了导演之后，我更确定一件事，就是做导演真的不简单，太难了。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台湾近年也涌现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导演、编剧与制片人，但整体数量仍相对有限。您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觉得这跟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以《女孩》里的三代女性作比喻会更好理解。最早一代的外婆，她一出生，就没有 “读书” 这个选项。在那个年代，不会有人觉得女孩需要念书。她一生下来，就被期待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紧接着，到了母亲这一代，情况稍有好转。女孩有了读书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优先权仍然掌握在家里的男孩手上。

到了第三代，也就是小丽这一代，母亲则坚持要求她把书读完。这种代际变化，让女性逐渐有机会接触文字、阅读书籍、接受教育，也因此拥有了建立自我观点与思考的基础，女性才得以走入更多专业领域，慢慢成长为创作者、导演、编剧等各种角色。

您之前在采访里提到，剧本里有许多内容来自您的亲身经历。但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往往会带入个人化的解读。面对这些理解，甚至误解，您会在意吗？您平常会看大家的评论吗？

我会看，而且我并不介意。对我来说，电影就像一本书，大家读的是同样的文字，但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理解方式不同，读出的含义一定不一样。我反而很希望看到各种不同的解读，这是我非常乐见的事。

比如说，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会觉得小丽不是她爸爸亲生的。但其实在我的设定里，小丽就是亲生的。可能会有人对此不解，但现实中，很多父母就是会对自己的孩子有非常严重的偏心。母亲对女儿的厌恶与敌意，源于她自己人生里无法解决的痛苦，于是将这一切情绪都投射到了女儿身上。这才是我最想表达的。

电影在内地和台湾放映之后，我收到了非常多共鸣的反馈，才意识到现实中原来有这么多的 “小丽”。她们在家暴中长大，经历过父母当众的羞辱与巴掌。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成为这些 “小丽” 诚实面对自己内心伤口的契机。也希望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当他们遇到身边处于类似处境的人时，可以多一些理解、给予他们一束光，一个温暖的拥抱。

您刚才也提到，片中有许多关于 “伤痛” 的描写。但在镜头处理上，您并没有直接呈现暴力的过程，却依然让观众感受到强烈情绪。在设计这些段落时，您的考量是什么？是否有致敬的导演或作品？

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编剧训练，我写剧本的方式一直是 “先看到画面，再把它写下来”。所以很多拍法并不是刻意模仿谁，而是顺着脑海里最直觉的影像去发展。唯一可以说是 “致敬” 的，就是侯孝贤导演。比如妹妹书包里飞出的那颗气球，就是我想在自己的电影里与侯导建立的一种隐约的联结。

还有一处就是天桥，也就是《千禧曼波》里的 “曼波桥”。这其实是一个完全偶然的选择。当时我想拍摄一段母女交错的戏份，于是我的美术指导就帮我堪景。等到正式拍摄时，女儿往前走，母亲沿着楼梯下去，我跟着摄影机往前推进，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竟是那座曼波桥。

关于这座桥，还有一个故事。以前的曼波桥四周是没有铁网的。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把现在的铁网拆掉，还原之前的样貌。我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不拆，因为它与我剧本的结局产生了强烈的呼应——长大后的小丽在网球场上挥洒自如，过上了笼子外面的生活。那既然如此，我希望能将她们长大之前的生活，刻画成处在铁网内、被笼子框住的印象。

关于结局，我的理解是母女二人并没有达成和解，更像一种对峙。长大后的女儿，终于有了足够的勇气去追问母亲。但也有些观众认为，其实二人在最后达成了一种和解。对您来说，这样的结局想表达什么？

最后那场戏，我想传达的正是她们 “互相抱持疑问的关系”，而不是 “和解”。长大之后的小丽，虽然在阿姨家过得看起来很好，甚至能去打网球，但她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幸福的 “被安排”。她真正的感受是：我是被抛弃的。她始终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在阿姨家里这一盘鸡腿我可不可以吃？这个蛋糕我能不能拿？她永远有一种不安。所以，当她再次见到母亲之时，才会带着讶异又有点怨气的情绪问出：“你就不问问我这几年过得好不好吗？”。而母亲心里其实也在想：“我把你送出去让你过上好的生活，你为什么没有一句感谢？你有没有想过，这十几年我又是怎么过的？” 但她没有说出口，而是把话题一转，说了一句：“人要往前看，你现在过得好就好了。” 她们母女之间的关心与爱，从来没有被明说过。两个人的情感，就像一根打结了的绳子，爱与恨紧紧纠缠在一起。

当然，把结局解读成 “和解” 也没有问题。因为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回家，愿意与母亲面对面坐下来，那也许就是 “理解的起点”。但在我心里，这更像是一种：“我理解了你的用意，但这不代表我可以马上放下。” 从理解到真正放下，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您之前曾提到暂时还没有下一部作品的具体计划。如果有机会，您还会回到这个世界，继续追踪小丽的人生吗？还是更期待一个新的故事？

对我来说，《女孩》的故事，就是一段 “会一直持续下去的生活”。我花了很多篇幅描写他们的日常，就是希望让观众感受到，生活还要继续。即便等到她们八九十岁，我相信母女之间的那种纠结仍然会存在。就像我和我自己的母亲一样，我现在五十岁了，可以说是放下了，但这并不代表童年的伤口愈合了。小时候受到的创伤不会凭空消失，它甚至会长成别的东西：比如密室恐惧症，比如对下一代的情绪发泄。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这段关系、这些过去的事，就让它们留在这部电影里吧。如果未来某一天我还有机会再拍电影，我会想写一个发生在当下时代的故事。